生前政绩辉煌死后惨被抄家：一代名臣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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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春。　　大学士张居正忽患重病，这可忙坏了朝廷中的大臣们。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各部刀笔吏，无不设道场为其祈福以表忠心，其目的无非是企求自己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重臣的青睐。
　　于是为了一己之私，“千步廊”上的朝廷命官纷纷弃本职工作不顾，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甚至在官署中也摆上了香火缭绕的神坛，整个天安门广场因此“香火弥漫”。
' q8 M' o( w6 F7 h7 f, |, H% p0 t　　每天在广场上集中“应卯”之后，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官署的神坛前，他们把为张居正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后，还要故作虔诚地磕头祷告。这样的仪式如果发生在道观、庙宇还算说得过去，而发生在堂堂国家政府机关，则太过滑稽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仪式结束之后，礼部的官员还特意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后送进张府，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
3 d5 Z9 O' @, K. X: Q9 l　　京官们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一时间，出入天安门广场的不是为国事奔波的朝廷股肱，而是面容虔诚的教徒。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 S2 j, b0 B! f! K　　迷信活动当然对张居正的病没有任何帮助，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
　　张居正仿佛是专为“君主专制制度”量身定做出来的“内阁大学士”。
　　《万历十五年》一书对张居正做了这样的描述：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语，语必有中’……”
　　和严嵩比起来，张居正这位“内阁大学士”或许少些儒雅而显得刻板，但他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则远非严嵩可比。
# G! j( Q8 o7 h+ S　　“大学士”这个称号亦不代表实际的行政职务。
　　《万历十五年》中说：“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机会，翰林院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是为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就变成了皇帝的秘书兼顾问。”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也对此予以确认：“翰林院明显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唯一(的)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保有很密切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其中提到的“内阁学士”，是因为其可以在皇宫内就餐，所谓“随时侍奉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为“内阁”。我们通过一些历史剧了解到的诸如“文华殿大学士”等称呼都是来源于此。
3 k- t. k  u+ U: _* ]　　大学士的官位本来不高，只是正五品而已，但嘉靖之后，严嵩弄权，内阁学士在朝廷中的地位和班次才开始列在六部九卿之上，成为皇帝的“首辅大臣”。
* |' @1 p# T2 Y/ u, X3 t　　张居正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从少年起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明史·张居正传》说他：“……少聪颖绝伦，十五岁为诸生(学生)，巡抚顾麟奇其文，曰‘国器也’。”
" {5 _! G  E' K, W% }! y　　15岁的年纪在今天也就是初中三年级左右的样子，依笔者所观察，在这个年龄段能把文章写得通顺已属不易了，而让一位省长看了后，失口呼为“国器”的不但凤毛麟角，即便是凤毛麟角恐怕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成为当年的科举进士，随即被选入翰林院成为编修。因为他才华出众，得到了一些当时朝廷忠臣的器重。在这段时间中，他刻苦学习了国家的典章制度，显示出对治理国家浓厚的兴趣。
8 o8 k! J' W3 C9 B9 j/ m这些学习对张居正后来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学习，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君主专制制度，应该说，他的政治理念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树立和完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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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苦好学的张居正给后来接任严嵩成为首辅大臣的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刚入内阁，就大力提拔张居正，这就使张居正的仕途非常平坦。

　　更重要的是，在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中，张居正不像那些或归严党或归徐党的政治投机客那样，刻意回避彼此的领袖。《明史·张居正传》中说，在徐、严的政治角斗中“(张居正)自如(来往)，嵩亦器居正”。

  ]! J! h8 l, z: t) a3 Y) R　　正因为张居正在官场上能够做到不偏不倚，才使得自己最终没有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相反，得到严嵩的器重后，再加上徐阶的提拔，他非常顺利地接近了权力中心。

2 T# _9 x8 d7 k: p　　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正式把张居正任命为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由此，张居正正式步入明朝的政治前台。

1 o* D5 b$ t& I8 `; h: F1 O+ {$ n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在张居正入内阁后当年，尽管他还不是首辅大臣，朝廷中很多事情还不能独断，但他就已经急忙向隆庆皇帝上书，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 U9 [  x$ i, F2 O/ n　　他认为，以当时情况，国家急需要进行的是六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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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2 U/ L9 s4 }: Q) F　　一、省(略)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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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但凡国事拿出来讨论，大家就不要把精力放在说无关紧要的废话上，一旦决议通过，就应该立即动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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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B( _/ @2 M/ c　　二、振(整顿)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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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提出，一定要以“公道”(明确的法律)为准绳来决断执法中的矛盾纠纷。

　　三、重诏令。

8 j, }* ^9 M( w) n$ m6 n  X　　张居正认为，一定要强化中央权力，只要下达决策，则限令所对各衙门执行期限，逾期仍未执行的，就要查处该衙门的主事。

- E* m3 P3 k, x- z' \　　四、覆(检查)名实。

　　朝廷赏赐给官员的头衔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很多，结果百姓对朝廷产生了很强烈的不信任感。张居正提出的对策是“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维护朝廷威信，更可以安抚民心。而且，张居正还特别提出，“吏部严格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把对官员的使用升迁完全制度化和系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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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9 q8 @$ ]2 l2 r　　五、固邦本。

4 A! X+ Z  z, b! v# k3 A) }" r( t　　这一条主要针对民间税赋、徭役不均，越是贫困百姓越受不合理的政策所伤害，因此，他竭力主张指定统一税赋标准。

6 i' e( B1 {' x( u　　六、饬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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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自严嵩弄权以来，明朝的政治风气正逐渐走向颓败，张居正提出的这六条，不啻于一声春雷，给沉闷的政坛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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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隆庆皇帝对张居正提出的这六条带有改革和整治意味的建议全部接纳并发诏施行。

& j  Q3 [- ?# }6 i' S7 |　　需要提出的是，张居正的政治理念能够顺利实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还应该得益于隆庆皇帝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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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五年》中所言：“(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的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来，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6 X2 p0 g- \, |) u6 B　　正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才使张居正能够顺利地走到明代政治的前台。如果隆庆皇帝不是这么的无能，张居正的很多抱负是无法实现的。
6 s5 G; D, h! Q8 C% w张居正在其少年期间即表现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否则也不会获得“国器”的盛誉。但越是这样的“壮怀激烈”，他在行事上就会越发显出独断甚至专横的特点来。这种性格一旦遇到所谓的“雄猜”之主，君臣之间就必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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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张居正的性格言，刚正有余而圆滑不足，恐怕也无法和大臣们做过多的沟通，这样的话，君对其有猜忌之心，臣对其有怨望之意，上下不能相附，恐怕连“保身”都难以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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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x) _  e2 F7 y6 S: f3 }　　隆庆皇帝执政还不到六年就死去了，当时还算是“崭露头角”的张居正利用这个机会成为了万历朝的首辅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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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 U4 y) f  J! n　　事情是这样的。

　　隆庆皇帝死后，当时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匆忙登基。从小就照顾小皇帝的太监冯保乘机伪造圣旨，声言隆庆皇帝遗命自己与内阁大臣共同辅佐新皇帝。大臣们都不相信这是隆庆皇帝的原话，尤其是当时身为首辅大学士的高拱更是反应强烈。一天，一个太监到内阁办公地点去传圣旨，高拱就说：“这圣旨是谁写的？皇上不满10岁，还不是你们这些太监写的？哼，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人驱逐出皇宫。”

　　这些话落到冯保的耳朵里，冯保觉得自己虽然有皇帝和皇太后护着，但皇帝年纪小，太后又没什么主见，内阁大臣们闹将起来，自己还真是招架不住。于是，他就主动拉拢张居正，希望和张居正联手对付高拱。

　　张居正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冯保的要求。事实上，高拱也没有说什么太过忤逆的话，张居正不至于从他说的话里抓到什么把柄，从而名正言顺地把高拱铲除。要扳倒一位首辅大臣还是需要冒一些风险的，一不小心他本人就会担上一个“结党乱政”的罪名，甚至有抄家灭族的危险。

. _5 h0 E- P# m9 w# R- A: t　　难道张居正在答应冯保共同对付高拱的时候，没有认真地权衡过吗？这可不是张居正的性格，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语必有中”，足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面对这样的大事，他不前前后后想好了，是断不会应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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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J. v  r& A- ~! W2 I' t　　其实通过张居正一入内阁就急忙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一事，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居正对于执掌朝政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随着隆庆皇帝一命呜呼，高拱大权独揽的局面的出现，张居正如果单纯地固守一个“忠”字的话，保全禄位倒是不难做到的，只是以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让他在高拱身后做所谓的“二把手”却是他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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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就是张居正，他的名字似乎也预示着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所以他果断地决定联合冯保，铲除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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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h! t7 Z8 M1 _# e2 f　　张居正的决定非常果断，行动也是非常迅速的，他一面安排已经和自己形成联盟的冯保鼓动小皇帝和太后拟订罢黜高拱的诏书，一面又和高拱谋划铲除冯保的计划，以此来麻痹高拱。高拱果然上当，一心和他商量铲除冯保的计划，从而忽略了冯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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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的一次早朝，张居正假装生病告了假，不明就里的高拱还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地来到天安门广场上，还没等他站好，宫里的圣旨就传了出来，宣布罢免高拱的一切职务，而且严令他立刻出京返乡，不得在京城里多做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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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高拱在张居正的设计中翻了船。他走后，张居正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朝的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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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m7 L9 \- v# ?# W+ S0 b, k- x　　在万历元年至十年的内阁首辅生涯中，张居正本着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六条“治国方略”，以他惯用的雷厉风行的手段，对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改变了明王朝多年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王朝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时代。因此，有不少历史学家把这十年称为“万历新政”。张居正自然是功不可没。

$ v# B* j' R) }　　但在政治上，张居正却不善于伪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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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3 @6 Q- Y& G4 V. y8 w[ 本帖最后由 yfsi8 于 2009-4-10 12: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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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张居正辅政)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

　　可见，作为首辅大臣，张居正的权势确实比起任何一位前任都毫不逊色。

　　张居正本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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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x. P- Q8 c/ A8 {　　这话出自他的嘴里就实在有些过了，至少这也不是一位“忠臣”应该说的。

1 s7 q. Z# C5 `# d8 K  G; G- Y　　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作为一位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敢于这样说，除了“纯真”，笔者还真的想不出别的什么词汇来。

　　万历六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他离京奔丧，一路上更是摆出了“我非相，乃摄”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司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受到他提拔重用的将领戚继光还专门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一路护送。深谙朝廷制度的张居正当然知道这样的规格自己用是不合适的，但他仍然坦然受之。——这位张大人脑袋瓜一热起来，全然不是自己外表所显示出的宁静淡定。

　　张居正回乡所乘坐的轿子更是值得一提。

　　这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称为“如同斋阁”。它一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叫“重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在轿子的两旁还设置了走廊。如果张大人在途中感到憋闷的话，还可以在轿子不止的情况下，走出“房间”凭栏观景，自然别是一种滋味在心头了。

　　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据说需要32个人才能抬起来走，这和皇帝出巡的乘舆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张居正身后就不像身前那样的辉煌了。他死后，弹劾他的奏疏就纷至沓来。

　　面对这些在张居正掌权期间没捞到好处的官员对他的弹劾，时年已经25岁的万历皇帝起初是不愿意过多理会的，他在陕西一位御史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念(张居正)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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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0 N9 s: T. b6 l. h2 H　　张居正虽然死去了，但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已经进入朝廷的紧要部门，比如，他的长子张敬修就做到了礼部主事，因此，在张居正死后，他们也成了官员们所攻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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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张居正并不是一个对金钱、权势执迷不悟的人，他虽然专权10年，但也并没有捞取多少所谓的“实惠”。他通过权力倾轧所获得的不过是一些让他能够更长期地掌握重权的政治资本而已，一旦人死了，这些东西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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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是认可的，因此，官员们针对张居正政治方面的责难，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是通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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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些人并不肯善罢甘休。眼见万历皇帝明确表示不追究张居正的政治过失，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他的生活方面。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就在弹劾奏疏中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张居正曾经借朝廷罢黜“辽王”的机会，大肆侵吞、霸占辽王府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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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 I0 H4 v% ^+ T　　这一招可是够狠的，藩王毕竟是皇室的成员，其即使犯罪遭废黜，大臣们也不能随意侵吞其财物，否则将是大罪。万历皇帝面对这样的指控，只好派太监张诚等查抄张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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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Z# U5 s4 c" f  D  v　　万历皇帝开了这样的口，其实就等于判定张居正有罪，主持抄家的张诚和各级官员相互串通之下，夸大张居正的财产，罗织种种并无确凿证据的罪名，一番折腾之后，这位入土之后仍不得安宁的首辅大臣，立刻成了罪无可赦的大奸臣了。这个结果，恐怕是他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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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皇帝最后给张居正的定论是：“诬蔑亲藩，侵占王府，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在做最后的裁定上，他还是显示出不忍之心，“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此法”。

　　但张居正案在一干人等的涂抹下，最终成了铁案，万历皇帝受制于此，不得不在免除对张居正“戮尸”的惩罚后，对张家活着的人进行了追加处罚，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被判处永远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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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z# d- b* D* [　　万历皇帝本人也清楚，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冤案，但是，作为刚刚亲政的皇帝，他不能因为为了维护一个已经死去的大臣而失去一大批官员对自己的忠心。

/ {0 I' v( h+ z8 h# z　　当然，张居正有这样的下场和他做人的率意、骄横也不无关系，但是作为一个能力突出、才华横溢而且胸襟磊落的人，身后受到这样的对待也是颇让人感到唏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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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r( C  F6 V. n8 W/ Y　　文章摘自《天安门广场断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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