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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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为市场立宪  
〔 作者：秋风    转贴自：原刊于《中国经营报》200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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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9 w( ]2 w1776年3月9日，英国发生了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不是几个国家签署了某个协定，也不是某个工程师发明了先进器具，而 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 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这句话现在仍然完全正确。  
    这本四开两卷本的著作当时的定价是1镑16先令，算是相当昂贵了，但初版半年就卖光了。但对其怀疑者也大有人在。连斯密的一些好友都认为，像斯密那样没有 从事过任何实业活动——即使去做、恐怕也挣不了钱——的人，根本不可能写出有关商业的任何好书。但斯密的另一位朋友却明智地说：商人自己不可能写出一本关 于商业的好书，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买卖之外，很少考虑其他事情，“没有什么比商业更需要通过哲学来论证的了。”而哲学，尤其是一种明智审慎的哲学，恰恰是 斯密的拿手绝活。不过，斯密也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国富论》的写作花费了12年时间，而在这之前，又用了12年时间来思考。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力
    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苏格兰一个殷实人家，不过，就在他出生在几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也就没有任何兄弟姐妹，而他的母亲格外来长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的母亲仅比他早去世6年。斯密跟他的好友休谟一样，终生未娶。
7 d. S  ^  u5 x* P    斯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岁那年，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这里，学识渊博而人格高尚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注意到了他的天资，在16岁那年就把他介绍 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其实当时也刚刚20来岁——的哲学家休谟，从此两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及朋友的学术努力，构成了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 动。这种启蒙运动完全不同于法国式（或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它在探寻人的理性的伟大作用的时候，时刻对理性保持着警惕，从而使其启蒙避免了法国式启蒙的 狂热及其破坏性效果。
3 q0 N0 O. O5 V; x* z    随后，斯密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了6年。毕业后，曾短暂任教于爱丁堡大学，1751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从1752年起，他继承了他的精神导师哈奇森，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一直干了13年。
4 H+ D. i  w4 y; G: Z6 m    正是在这段时间中，斯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1759年）。人当然是自爱的，或像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所说的，人是自私的，但人作为一种社会 动物，却具有作出道德判断克制自我私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一部《道德情操论》就是论述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在社会的交往体系中，如 何学会控制他的本能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本能和行为，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使社会长期存在的秩序。
8 U3 p: Y3 Y. {4 C: N    1763年，斯密为学生作了一个《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个演讲是斯密为《国富论》作的一个准备，其中很多内容写入了《国富论》中。
( n: z' ?: V( f7 w为自由市场立宪
$ H) `  d/ \) A  z' d% m+ L, ~3 {    1763年11月，斯密接受英国当时财政大臣的聘请，作为其养子的家庭教师，陪同这位年轻人到欧洲大陆游学。就在这期间，他开始了《国富论》的写作。
    这次游学也让斯密接触到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当时的法国正是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斯密尤其是与其中比较温和的重农学派有密切往来。重农学派认为：一个人最神 圣的财产就是他的劳动。它甚至要先于财产权，因为即使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也拥有劳动。因而他必须能够自由地利用他所能够拥有的东西。一个人对于他人的干预、 社会对其成员的干预、国家对其臣民的干预，都必须降低到最低水平。自由地劳动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自由交易，是合法的政府的首要目标。这些思想，后来将在斯密 那里得到完整的阐发。
- }( E6 y9 m9 F6 z/ \$ R   回到英国后，斯密继续写作《国富论》，并在52岁那年完成了这本巨著。全书共分五篇，作为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全书研究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其 一，什么样的制度框架能够使人民给自己改善自己的境遇；其二，政府为此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并如何获取其财政收入。
2 H* }2 h- X- }0 M9 I3 T; W/ F    对于第一个问题，斯密的回答是分工和自由竞争。在这里，斯密继续了《道德情操论》中的讨论：人确实是自私的，但是，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自私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看不见的手”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了一次。在 《道德情操论中》，他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完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 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 《国富论》中，他说，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
    相应地，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他们“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根据这种理论，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摧毁政府授予某些公司的垄断权力，撤除有关户籍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法令等等措施。
    当然，市场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政府。在 斯密那里，政府基本上只具有三个功能：（1）保护社会免遭其它独立的社会之暴力和入侵的职能；(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和 压迫的职能”；(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职能。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斯密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后来的主流福利经济学面对市场失灵，仅仅强调政府干预，恐怕错会了经济学始祖的本意。
    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当然，从观念到制度，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只是到了1860年代，英国才废除了斯密当年曾经大力抨击过谷物贸易法。中国人尤其曾经长期漠视斯密的智慧，尽管严复早在100多年前就译出了那本书。而在20世纪，在斯密的故乡英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这本书也普遍遭到忽视。不过，在种种新潮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发现，斯密那些伟大观念，注定了是任何明智的政府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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