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政治上的限制的意愿部分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历史。对我来讲,我在90年代初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很快他被人替换掉,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正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自然的,这让我想故意对着干。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的时候,学生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没有续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相反,中国可是学术自由的天堂。在同事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在新加坡,多数本地同事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谨慎)。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或者公开呼吁多党制,但是具体的政策,比如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体制就受到严厉的批评。2004年国家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了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怀疑围绕 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让美国式民主在中国人眼里打了折扣,政府不怎么担心这个模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家并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在清华大学我应该讲什么。我提出的授课提纲获得批准。